我在30歲時，在貝吉里主任負責的精神科門診部，我擔任醫(yī)生并接受醫(yī)療培訓。和其他醫(yī)生一樣，我負責接待新來的病人?；蛟S是我責任心太強（不管是對待病人還是職業(yè)本身），工作日程表排得滿滿的，工作量遠遠多于其他同事。別的醫(yī)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，我每周則要接待兩三次，造成的結(jié)果可想而知：我看著其他醫(yī)生每天下午四點半，就會陸續(xù)下班回家，而我的接診排到晚上八九點鐘，不得不在門診部持續(xù)逗留，這使我感到不滿和怨恨，疲勞感與日俱增。我意識到必須改變這種局面，不然我肯定會崩潰的。我去找貝吉里主任反映情況，希望他給我安排幾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，以便有充裕時間跟上工作進度。我暗自揣測：“他應該覺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，對嗎？還有，他是否想過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呢？”在貝吉里主任的辦公室，他耐心而認真地聽我抱怨，一次也沒有打斷我。我說完后，他沉默了一下，同情地對我說：“哦，我看得出來，你遇到麻煩了?！?

       他的關(guān)心和體諒，讓我很是感激。我的心情放松下來，笑著說：“謝謝您。那么，您認為我應該怎么辦呢？”

      三個月過后，我意識到貝吉里主任沒有錯。我的時間是我的責任，如何安排時間，應由我自行負責，而且只有我本人才有權(quán)處理優(yōu)先次序。我比其他同事花更多時間治療病人，那也是我自行選擇的結(jié)果?？吹酵聜兠刻毂任以鐑扇齻€鐘頭回家，當然令我感到難受。妻子抱怨我越來越不顧家，同樣令我感到難過和憤懣，但這不正是我自行選擇的結(jié)果嗎？我的負擔沉重，并非是職業(yè)的殘酷性使然，不是命運造成的結(jié)果，也不是上司殘忍的逼迫，這是我自己選擇的方式。出現(xiàn)問題，是我沒有及時改變工作方式。想通了這一切，我的狀況就有了改變。對于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，我不再有任何妒忌、抱怨和憎恨。他們采取和我不同的工作方式，我就心懷不滿，這實在毫無道理，因為我也可以像他們那樣安排時間。憎恨他們自由自在，其實是憎恨我自己的選擇，可是，這種選擇卻讓我引以為榮，甚至一度沾沾自喜呢！

　　為個人行為承擔責任，難處在于它會帶來痛苦，而我們卻又想極力規(guī)避這種痛苦。我請求貝吉里大夫替我安排時間，其實是逃避自行延長工作時間的痛苦，但這是我選擇治病救人的必然后果。我向貝吉里主任求助，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權(quán)力。我是在請求對方：“為我負責吧，你可是我的上司！”我們力圖把責任推給別人或組織，就意味著我們甘愿處于附屬地位，把自由和權(quán)力拱手交給命運、社會、政府、獨裁者、上司。埃里克?弗洛姆將其所著的討論納粹主義和集權(quán)主義的專論命名為《逃避自由》，可謂恰如其分。為遠離責任帶來的痛苦，數(shù)不清的人甘愿放棄權(quán)力，實則是在逃避自由。

管理部轉(zhuǎn)